數字化浪潮正在影響全產業發展。

在國內，產業數字化的經濟規模占全國數字經濟比重的81.7%，占中國GDP的32.5%，已經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動能。

數字化與產業的融合越來越深，但經歷疫情三年，各產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產業數字化在新的階段下如何發展？2023年，數字化又有哪些新的變化？

針對以上問題，近日36氪數字時氪特別策劃了“展望2023”系列報道，并邀請銷售易創始人兼CEO史彥澤作為數字化領域專家，分享獨到見解。以下為訪談實錄，Enjoy~

史彥澤帶來了他對于2023年數字化的展望：

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意識到，數字化其實是必不可少的東西，而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所以大家對數字化的價值判斷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數字化紅利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市場或者需求側的紅利，第二是信創和國產替代的發展趨勢將國、央企對于數字化轉型升級的迫切度提到了很高的維度。

我覺得基于流程類的產品很重要，基于互聯網級別的這種在線類的，線上、線下的聯動也很重要。同時我覺得AI、大數據驅動的能力也很重要。當然理想的情況是這些點都能結合業務場景，給企業能夠帶來真正的業務價值，這樣的產品特別關鍵。

以下部分為專訪部分（經數字時氪編輯）：

Q：

很多人認為，重大的群體性災害、災難、變故后，全社會的心態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從您的角度來看，疫情三年對于企業經營理念、數字化的理念是否發生了一些系統的變化？這個變化可能會如何影響中國數字化的趨勢？

史彥澤：

我覺得疫情3年，對于企業的經營理念和數字化理念其實發生了非常多的變化。從經營理念來說，在疫情前，我們知道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是一種紅利經濟驅動的經營理念，也就是我們賺錢的機會其實還是蠻多的。我們是一種粗放式的、跑馬圈地的思維，這也是很多成功的企業里用的比較多的一種經營的思路，而且是以產品驅動為導向也比較多一些。

疫情三年里，我們的宏觀經濟其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所以很多的企業在這個過程中都覺得以前的紅利經濟驅動下的粗放經營模式，今天已經無以為繼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怎么樣能夠去更加精益化的經營，以精耕細作代替跑馬圈地，通過效率來提升企業的盈利水平。

所以我覺得經營思路和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營思路和理念這些變化自然就會驅動企業在數字化的理念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首先企業對于數字化的態度或者是迫切度，就發生了挺大的變化。在疫情前或者是更早以前，整個中國經濟應該是一個工業制造經濟驅動為主體的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在這樣的一個經濟體里面，基本上是一個供不應求的環境。供不應求的情況下，大家其實不太關心在每個節點上去精耕細作，大家更多的注意點是怎么把東西做出來，推向市場，這樣基本上就能夠掙錢。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都不談數字化，我們談的是信息化。信息化更關心的是制造類的企業，企業的人、財、物等方面，企業的內部業務流程上如何通過系統支撐做到更高效。所以在當時的階段里面，我們知道ERP，以SAP為代表，還有用友、金蝶等。ERP應該是信息時代的一個主體。在近期，也就是疫情發生以后，很多行業、很多主體都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圍繞以客戶為中心的精耕細作，目前這個方面大家會更關心。

這個時候提出來數字化轉型，我們要去做線上、線下，我們要去做私域，其實本質上就是能夠以客戶為中心，倒逼整個生產、供應、服務等整個鏈條的變化，所以這次是一個很大的轉型。

這個時候我們發現互聯網的能力介入以后，我們提到了數字經濟，因為疫情的原因，每個企業為了應對疫情的沖擊，也為了提高自己的經營效率，所以線上、線下聯動的概念提出來，更多的企業提到了數字化轉型，這個時候它的意義已經跟企業在疫情前做信息化的點其實有了很大的不一樣。所以在這種趨勢下，我們覺得互聯網的技術的介入，包括線下、線上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思路轉型都會有影響，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節點，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數字化的趨勢。

Q：

疫情前后，中國對于數字化的價值判斷是否發生或者會發生變化？具體是什么？

史彥澤：

我覺得應該是很明顯的，在疫情之前，我們剛才提到了，在粗放的情況下，大家其實對于數字化、信息化的價值沒有特別重視，所以很多公司都覺得可有可無。

但是我們看到這幾年因為疫情驅動以及宏觀環境的一些變化，企業的經營舉步維艱，同質化越來越嚴重，還有互聯網的沖擊等等影響下，大家越來越意識到下一個節點是充分競爭的時代，而且已經進入了供大于求的時代。企業要想生存下去，必須以跑馬圈地的方式拿到利潤和現金。如果要去追逐利潤和現金，在金融競爭激烈的市場上面，我們就必須從管理經營的角度進行改變。精細化的管理經營就要靠數字化為抓手。沒有數據的驅動，我們沒有辦法在每一個節點上提升管理運營的效率。

所以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意識到，數字化其實是他們在下一個節點上想轉型，想繼續生存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東西，而不是像以前信息化時代里說的可有可無的東西。所以大家對價值判斷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Q：

疫情因素后，有人認為，中美在數字化的需求上呈現了不同的現象和趨勢，您怎么看？如果是有差異，這未來會帶來什么樣的行業影響？如果是一致的，背后是否有共性的因素？

史彥澤：

我個人感覺疫情因素確實讓中美兩地在數字化需求上面有不一樣的趨勢，但是也有根本性的一樣的點。數字化最終都是企業的發展的過程中，利用信息或者數字技術的手段來提升運營效率、降本增效的一個措施。所以在這樣的措施里面，美國是有很多成熟的、成型的，競爭力很強大的一些行業領頭的公司，他們已經經歷過數字化的整個發展的過程。

所以在共性的上面，我覺得中國的很多企業應該去學習美國企業走過的這些路徑。美國的企業在流程上的沉淀，他們如何通過信息技術去支撐自己的業務，這些方面我覺得是有共性的。

我覺得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比如在信息時代里面，歐美的這些企業在流程的精益和業務的可復制性以及它的降本增效的方式里做得是非常優秀的。但是在這次疫情之后，我們知道在中國市場里面有大量的公司很快走到了用互聯網的技術來驅動。我們在疫情下無法面見到客戶，我們跟客戶通過線上互動、直播，有很多的一些發展的方式，其實跟美國的數字化的手段可能是不太一樣的，因為如今中國的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還有對客戶的連接的機制、互動的機制不一樣，所以跟信息時代里面美國的這些點也有非常大的不共性的點。

中國跟美國比較起來，我們其實應該是取長補短，應該吸取別人在流程精益的維度上面的長處，這是我們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落下的課程。但是同時我們要發揮自己在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等方面的技術上面的優勢，將這些技術的優勢帶進企業經營的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過程，這樣我們可以形成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

Q：

對企業而言，2023年中國的數字化是否有紅利，紅利可能是什么？

史彥澤：

雖然我們經歷過2022年，非常艱難的一年，但我個人覺得 2023 年對中國企業的數字化來說應該還是有紅利的。這個紅利具體看來，第一個，我們覺得是市場或者需求側的紅利，剛才前面已經提到了，因為宏觀環境所帶來的影響，活下來的這些中國企業對于數字化轉型乃至于數字化的重要度都已經認識的比較深刻，而且也都迫切的要去行動。所以我們覺得從需求側里面來看是有一個非常剛性的、迫切性的訴求。

第二個，從信創和國產替代的發展趨勢來看，也將國、央企對于數字化轉型升級的迫切度提到了很高的維度，所以這兩個點對中國的數字化在2023年應該都是紅利。

Q：

在當下，尤其是受疫情影響后，可以明顯看到體制內的數字化的預算會更充裕，這會對中國整體的數字化轉型產生什么影響？

史彥澤：

受疫情影響以后，我們提到體制內的數字化的預算會更加充足。其實可以看到，包括我們的國、央企，在整個的經濟里面扮演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主導性的力量。

我們也知道，在過去的信息時代里面，國、央企一直是中國 IT 花費里面的領頭羊、排頭兵。所以在新的階段下，受疫情影響之后，我們的國、央企其實在今天的大環境里面，也會以數字經濟的這種能力來驅動他們的降本增效。所以這一次他們的預算，對于中國的數字經濟來講，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利好。在這樣的一個需求驅動下，對于中國的數字經濟的服務商們來講，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的機遇。

Q：

此前，大部分企業為數字化的投入動輒千萬甚至數億或數十億元，如何看待這樣的數字化增長和紅利，未來這種模式是否持久？

史彥澤：

很多企業認識到數字化的重要性和戰略的意義，當然認識到的價值越大，在這上面投入自然就會變得越大。所以投入的多少可能跟企業的規模，以及企業覺得這件事情對轉型的意義、價值的大小有關，所以在這方面無可厚非。

至于這種模式是否可持久，我覺得應該取決于企業在進行數字化大規模的投入之后，有沒有達到他真正的預期。如果在業務價值上面，還有業務經營上面達到了自己的預期，我覺得這種模式會有更多的企業來進行效仿和在數字化上進行大的投入。舉個例子，比如華為當年在整個業務轉型跟數字化轉型上面，其實投入巨大。在一般的外界的公司來看，幾十億、上百億的這種投資都已經是超大的規模。大家都在想超大的投資以后是不是可持續的，但我們今天都看到了華為在超大規模的投資，在當時來看的超大規模投資在今天給華為帶來了組織能力的巨大提升，因為組織能力的巨大提升才支撐了華為后來在全球的規模擴張能力，甚至包括如今持續的競爭能力的提升。所以我覺得對于未來很多的企業都是一樣的，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重要性和愿意為此所投入的資源，這都是非常關鍵的。

Q：

2022年36氪的訪談中，關于誰應該為數字化負責，呈現了2種觀點：一把手工程、CIO/CDO ,  您如何看？2023年行業會有哪些因素導致數字化負責人的變化？

史彥澤：

誰應該為數字化負責？有的人說一把手，有的人說 CIO 和CDO，我覺得這可能是基于我們對數字化的定義。如果我們在部門層級里面去推動一些所用的工具，比如IT 或者信息化/數字化的一些工具，這能推動部門的工作變得更好。這個時候它的負責人可能是CDO、 CIO 這樣的一些決策者或者發起者，其實他們就可以去驅動了。

從數字化另外一個維度上面來講，數字化其實會驅動一個企業的業務模式、經營理念或者經營方向的變動，達到這種層級的數字化轉型應該由一把手來驅動。如今很多傳統行業里面，在受到互聯網經濟的沖擊甚至包括當下的新的變革、變動以后，大量以產品制造和以自身為主導的一些制造類型的企業，都迫切的轉型到利用信息技術和以客戶為中心的精耕細作的業務模型。這是一個業務模型的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的成功與否就取決于一把手對于這次業務模式的轉型，甚至于包括能否解決內部的轉型可能會遇到的挑戰、難題，甚至還包括對于服務商的選擇以及對數字化工具的選擇。這是一個非常系統的大工程，這個大工程的成功與否，確實必須是一個企業的一把手機拉動業務線和 IT 線或者數字化的線，都要全力參與配合，甚至要經歷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取得成功。

Q：

當下各種數字化新產品更是層出不窮，在您看來有什么關鍵要素是“好產品”一定要具備的么？2023年有什么看好的數字化的相關服務或者產品？

史彥澤：

對于企業數字化來講，我們覺得好產品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對于“好產品”來支撐數字化轉型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應該從三個維度來看，對于一個企業來講，要完成數字化轉型，首先應該補齊美國企業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的優勢，也就是流程的精益和流程的在線。在這方面有很多的工具，無論是 ERP 或者CRM，都是驅動流程的精益化的關鍵部分，而這個部分的打造難度其實也是非常非常有挑戰性的。

第二個，我們看到數字化里很重要的一個點是以客戶為中心，如何實現在線上和客戶交流，這里面有很多的工具，包括企業微信等一些連接型的工具。所以能夠讓客戶在線交流這方面也是好產品非常重要的一個驅動數字化的維度。

第三個是數據智能，當企業的流程在線化了，而且圍繞流程協同的人也能夠在線化且能夠很方便的互動的時候就產生了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如何通過AI，通過智能化發揮更大的效用，如何能夠給流程和圍繞流程協同的人帶來更好的體驗，甚至更大的信息的賦予是很關鍵的。

對于自動化的下一個維度就是智能化維度。所以一個好產品來驅動數字化轉型在這三個維度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來看，當然有很多的數字化產品可能都是在剛才提到的這幾個維度上面，各自在發揮一些作用。我覺得在中國，這三個維度在今天的企業數字化轉型里面都不可或缺。

如果我們直接去談 AI 智能的很多點，你會發現它是一個無源之水，因為你的企業里面很多的業務流程的基本面都沒有鋪設，甚至于包括這些人也沒有在線化。所以僅僅從一個單點的數據跟智能的點上來看，其實說起來可能會比較有吸引性，但是實際上對于企業帶來的價值就會相對比較薄弱。所以對于看好哪一方面，我覺得基于流程類的產品很重要，基于互聯網級別的這種在線類的，線上、線下的聯動也很重要。同時我覺得AI、大數據驅動的這些能力也很重要。當然理想的情況是，這些點都能結合業務場景，給企業能夠帶來真正的業務價值，這樣的產品應該是特別關鍵。

Q：

2022年，國內外您覺得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數字化創新案例？2023年，您最期待看到哪方面的數字化創新和增長？

史彥澤：

我覺得2022年可能大家都看到了一個現象級的產品—ChatGPT， ChatGPT這樣的一些語音和AI合并起來，能夠在業務場景下產生各種各樣的應用場景，這對于數字創新來講，應該是一個蠻讓人眼前一亮的數字化創新的案例。2023年，我們也期待這些應用如何能跟業務和企業或者個人的更多場景進行融合，產生真正的巨大的業務價值，所以我還是蠻期待這方面的發展。

Q：

2023年，中國相比于歐美的公司，在數智化創新方面有什么優劣？

史彥澤：

我感覺在當前的時間節點上，在創新上面，我先談一點劣勢，圍繞創新話題，我們確實是跟歐美的很多企業還有蠻多的學習的機會點。首先在企業數字化領域里進行創新，中國的很多企業的成熟度，還有利潤、規模、體量等跟歐美企業的市場來講還是有一定的差異。這些差異直接導致我們為創新、為價值而付費的能力或者規模會有一些差距，反過來會影響到創新的積極性。

第二，我覺得在人才、技術，還有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我們跟歐美的整個環境也會有一些距離，尤其是在教育體系下面，我們的人才對于完全的、開放性的創新能力與歐美等地區相比會有一些能力上的差異。另外，我們在數字化領域里面的沉淀，包括人才等各方面來講，其實相對來說也會比較少一些。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創新離不開資本，創新也意味著有可能會失敗。但是現在對于關注創新的資本環境來講，它的活躍程度不高，對于容忍失敗、長線的一些投資比較少?？赡芪覀兏P注的是短線的一些投資機會。

所以這些點結合起來，我覺得在數字化創新上面，我們確實有一些劣勢，但我們也有自己的優勢。

比如在現今的數字領域里面，我們可以看到有以華為代表的一些企業。雖然剛才談到了那么多不利的條件，但是以華為這樣為代表的公司，他們走出去，而且是以集團作戰、長線思維的方式，我們在很多數字化領域里面的創新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所以我覺得在中美兩地，關于數字化方面我們有優勢在這個部分。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方面，數字化，我們雖然在創新上面有一定的短板，但是不可否認我們在很多技術跟業務場景的結合的方面，我們也做了很多創新。而且我們在一個成熟的技術下面能夠去坐到做規?；?，這上面也是有很多的優勢點。

所以，總體上來講，我覺得還是要立足于我們自身的市場和技術以及客戶群體的特點，再發揮學習到的長處以及自有的一些優勢，去做出差異化的創新，為中國的企業的數字化能夠提供更加契合的服務，在這方面，我覺得我們還是有機會的。

以上文章來源于數字時氪 ，作者數字時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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